zz 为斯皮尔伯格的不合作辩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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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y 蓝色布鲁斯

斯皮尔伯格是北京奥运会的几名无偿艺术顾问之一。他本周宣布，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“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罪行”仍在持续的情况下，自己的 良心不允许他在奥运会开闭幕式上花费任何时间，“苏丹政府应该为这些正在进行的罪行负主要责任，但是国际社会，尤其是中国，应当为结束这场人类灾难作出更 多努力。”

看完这条新闻，又有意识地到网易的新闻后面看看愤青的跟贴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清一色都是“呛斯”之声，“体育要跟政治 分清”的呼声很高，“挺斯”的话几乎一句都见不到。更神奇的事情是，所有的跟贴后面“反对”都是“0”，我试着对某一条表示跟贴点击“反对”时，计数竟然 始终是“0”。大概那看起来的“清一色”，也正是这样的“技术处理”的成果吧，从这一点看，体育还真就不是不讲政治。

体育与政治无 关，这个观念是谁灌输的，我不知道，但我要讲的是，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维度来讲，体育的源头就是政治。体育产生于原始部落之间的一种政治交往手段，是化直 接军事冲突为身体竞技，它是政治冲突的一种和平转移。当民族国家形成之后，以民族和国家作为参与主体的奥林匹克运动会，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政 治竞技场，举办它可以宣示国力，参不参与宣示政治认同度。这一百多年来的奥林匹克史，始终充满了政治意味和政治斗争，说体育跟政治无关，从历史上来看，是 完全不存在的，我们升一次国旗，就是在讲一次体育政治。我们倡导把体育与政治分开，其实就是要把左手跟右手分开。

我们指责别人不分 开体育与政治，其实我们在体育与政治关系上就是持双重标准，在抵制别人时是故意不分清楚，在被别人抵制时就要分得一清二楚，关键是“何时何地用何样的标 准”。州官自己放火，别人也没理由不能点灯。我们大可以认真思考一下，我们曾经为何在1980年杯葛了莫斯科奥运会?我们在国际体育舞台上，一直如何对待 台湾运动员的政治身份？我们为什么公开称办奥运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？我们眼下的北京奥组委是何种政治地位和行政级别？我们对外称奥运会与政治无关，为 何在国内又有那么多争光计划、金牌指标以及社会稳定等形形色色的“奥运政治”？只有傻子才相信体育与政治在中国分得开。

斯皮尔伯格 不是不识时务的傻子，也非不食烟火的神仙，他也有自己的商业利益，与中国翻脸，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——全世界都知道，中国是全世界最大、最有潜力的市场， 作为奥运会艺术顾问本身也有巨大的行业威望。由于迄今为止抵制奥运者之中，斯皮尔伯格是最知名、最有声望的大师级名人，他一站出来便己非从众，而被视作领 头雁，最可能承担直接的反对压力。这个决定，在一个实用主义者看来，是没有必要的，也是很不实惠的，同时还有很大后遗症的，他为什么要站出来？他难道吃饱 了撑的，不会好好赚钱，数票子？

要理解斯皮尔伯格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，一定要回到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和他所导演的各类电影 中，发现他的思想线索。作为一个犹太人，斯皮尔伯格对于大屠杀有一种高度的敏感。对于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导演，使其在其他民族遭遇大屠杀命运时，有一 种共情的痛感，一种人类意识的自觉。 发生在六十年前对于600万人的集体屠灭，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悲剧，这一悲剧不仅仅给予犹太人，而且给予全人类一个深重教训。在《辛德勒的名单》结局 时，斯皮尔伯格借刻在戒指上的一句希伯莱名言，来传达了他的人道主义意识：“拯救一个人，就等于拯救了整个世界”。

所以对于斯皮尔 伯格的立场，一定要从“集体大屠杀”这个角度去理解，是“大屠杀”对于斯皮尔伯格产生了重大刺激。有人指责斯皮尔伯格在一些问题有双重标准，例如，没有站 出来指责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，没有站出来指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侵犯，这种理解是胡子眉毛一把抓，混淆了事件的性质。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特点就在于，它并 非国与国之间冲突，也不是以土地为目标的巴以民族冲突，它的最大恶果也非武装人员的大量死伤。达尔富尔问题，己经被指责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有组织集 体屠灭，屠灭的对象是大批的无辜平民，屠灭的方式是杀害与强奸。虽然对于达尔富尔“种族主义大屠杀”的定性仍有争议，现在一般含糊地称为“人道主义危 机”，而这个危机中己经有20-40万人死亡，这在当代战争中是相当严重的人口死亡，双方冲突中犯下了严重的反人类罪行，这是不容否认的。

问 题层面早己上升至全人类高度，而不是民族与国家间冲突。民族与国家作为一个当代的竞争主体，而民族边界未消融之前，总会存在相互争夺并成冲突。取了一战和 二战的教训，当代国家冲突的烈度己经明显缓和，国家间竞争规则，己形成一系列国际公约进行规范。一旦冲突从武装对抗，可能演变为大规模屠杀之时，那么它己 不仅仅是侵犯了国际法的底线，更是侵犯了人类生存的底线，它己经不是对一个民族或种族的侵犯，而是对全人类而侵犯。

对大屠杀(苏丹 式人道主义危机）的干预，不是对于他国内政的干预，恰恰相反，它是对人类生存与命运与保护。人类整体命运是超越任何国家主权，在人类生存权面前，国家主权 只能是下位阶的权力。如果我们以尊重主权的名义，纵容或忽视发生在苏丹的种种反人类行径，那么我们也可以纵容历史上的纳粹大屠杀，也可以纵容今后任何国家 可能发生的任何类型\规模的屠杀与反人类罪行。

作为一个文化界的泰斗人物，斯皮尔伯格数年来确实一直寻求各国制止达尔富尔地区的人 道主义灾难，尤其是寻找中国的支持，因为中国与苏丹有密切的经济往来,而且是与苏丹有传统军火贸易。他或许高估了中国对苏丹的干预能力,或者对于中国在苏 丹的努力信息获取不充分，对他来说，他坚信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，持续不断地向中国施压，正是他能采取的最直接、最有效的方式。奥运会作为中国最重大的国际 事件，也是可以借助纾缓苏丹局势的砝码，他不能不利用奥运会，因为此时施压是最有可能也最有效果。

斯皮尔伯格不是因为对中国的偏见 而不合作，恰恰相反，在过去两年，斯皮尔伯格一边接受了艺术顾问的聘书，另一方面也一直寻求与中国的对话，敦促中国能够干预达尔富尔问题，他不是没有努 力，事实上是我们关上了门没有沟通。斯皮尔伯格自接受邀请以来，都承受来自朋友法罗等人的道德压力，不过要指出，以斯皮尔伯格的威望和地位，他并不是扛不 住压力，连商人布什也支持奥运，斯皮尔伯格完全可以政治正确而过关。然而，最终，政治过得关，良心这一关斯皮尔伯格仍然过不去。这一决定确实是基于斯皮尔 伯格个人意志自主作出的，作出这个既不实惠又有风险的决定，动机不是来自于工具理性，而源于价值理性，出于对他人负责的正义感，以及对于人类大屠杀悲剧的 忧虑。

有人将斯皮尔伯格与北京奥运的不合作，认为是受某些“别有用心”的政治势力操纵，破坏中国非洲布局，打压中国崛起。阴谋论一 贯用于抹黑对手，它的强大脸谱效应，我们都是心知肚明确，所以要否定一个人，制造一个阴谋论的解释，那就是可置敌于死地的杀手锏了。举个例子，我一直认为 当前在中国青年中强烈兴起的民族主义情绪言，就是某些人为了转移注意力并整合社会，而刻意挑动和制造出来的非理性情绪，而对于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，从来没 有严肃地进行过自我反思，所以我对于所谓的外国刻意挑衅的说法，始终心存怀疑，正是这个道理。阴谋论也是一种污名化的行为,在这一点上,以阴谋论批评斯皮 尔伯格的人,没有什么道德制高点可言。

又或许，“阴谋论”确有其事，一小撮人对于泱泱大国崛起东方，而亡我之心不死，那当然得认真 对待，美国人的双重标准足以让人起疑，苏丹的石油利益确实让人垂涎三尺。但是苍蝇总是不叮无缝的蛋，先别不要一味指责别人抹黑对于达尔富尔问题，我们先要 反思我们在苏丹的所作所为，是否足够负责，是否有大国的姿态与风范，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，给别人提供了这个攻击的炮弹。再想一想，斯皮尔伯格是个有智慧有 威望的人，他不是孩子，即便他与所谓“阴谋”的合作，也是他自己认定的，他的不合作一方面是满足了“阴谋”者的目标，在另一方面，也有助于制止在苏丹惨无 人道的悲剧，有助于挽求成千上万并不相识者的生命，有助于改善人类的生存境遇。我相信这种“阴谋”，也比那种以不干预他国主权之名，坐视屠杀发生而谋求所 谓国家利益者，要光明正大百倍、千倍、万倍。

许多人在看待斯皮尔伯格的不合作表态时，表示了不满和嘲讽。这其中，有一种狭隘的民族 主义偏见。我们不满斯皮尔伯格将奥运政治化，可是我们内心里，何尝又不是把奥运会当成一种民族与国力的炫耀，把奥运举办看成是一种民族之间的政治角力呢？ 我们嘲讽他有双重立场，可是我们将言论前台与行动后台，演的又何尝同一幕剧？我们自己本身持有双重标准，却根本意识不到自身人格分裂。狭隘民族主义的可怕 之处，在于它完全混淆了是非，混淆了标准，偏见挟私而行，道德标准崩溃。

我们出于所谓民族复兴的梦想，而指责斯皮尔伯格的杯葛不留 情面，我们为了一场盛世盛典，而指示对方不执行体育与政治分开的标准，我们刻意强化了对方杯葛时的利益动机，而忽视了自己的利益动机。我们只看到了达尔富 尔的石油，而根本看不到达尔富尔那块焦土上的人。苏丹太远了，我们看不清那二十万张死去的脸，也感受不到尸骨累累的沉痛与悲情。那二十万条性命，对我们来 说是无足轻重的，相对于血色黑金是可以放弃的，相对于中国家利益是可以牺牲的。但请不要忘了，我们不仅仅是中国人，更是人类的一员。当我们纵容民族主义奔 腾时，当年正是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，为纳粹德国“最终解决”方案提供了的合法性，生产出了人类空前的种族大屠杀。

当我看到中国 网民对于斯皮尔伯格一边倒的评价，阴谋论的攻击，充满民族偏见的仇视，我想，我有理由为他作一次辩护。斯皮尔伯格也许错误地理解了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 能力，或者接受了一些错误的信息，但是，这种错误不妨碍他为一个人类命运守护者的义人风范。他将奥运与达尔富尔问题联系起来，或者在我们视为不妥，然而从 解决问题而言，他选中了北京最软肋处施压，其实无可厚非。我们从斯皮尔伯格的角度来想想，在致信失败、沟通不畅、对方关起门来的情况下，他还有什么更好的 选择呢？

当民族国家及其个体公民都在疯狂追求自私利益，罔顾达尔富尔出现的人道主义灾难之时，总还有斯皮尔伯格存在。在人类命运的大是大非而前，斯皮尔伯格作了一个对得起个人内心，也对得起人类意识的选择，他的知与行是同一的，而我们呢？